北京“綠卡”子女集體遭遇高考排斥(圖)

北京“綠卡”子女集體遭遇高考排斥

　　多年前以人才名義被北京市授予綠卡“居住證”者，多年后其子女卻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。由此造成有的綠卡子女以自殺相抗。

　　對該政策意圖，有關(guān)部門的解釋是：擔心綠卡子女擠占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。

　　“綠卡”子女高考苦

　　酷熱7月中，2009年高考生李莉從戶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來就縮在北京家里，陰沉著臉。她的父母回憶，當時都不敢跟她說話，氣氛令人窒息。

　　6月底，河北三檔高考分數(shù)線公布，李莉就痛哭了一場，“只考了480多分，上了三本線”。

　　“三本”意味著李莉只能選擇報考學費高昂的民辦大學或“院中院”，這與當初的理想“人大新聞系”差距懸殊，而當年北京班同學多半能讀重點名校。

　　造成這一差距的是，在北京就讀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“綠卡”(北京市工作居住證)，而非北京正式戶口，失去了在京高考資格，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學習，教材內(nèi)容不同，進度不一，聽不懂，跟不上，李莉從北京的重點中學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。

　　高三一年，李莉深刻體驗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“兩重天”，盡管保定距北京只區(qū)區(qū)一百多公里。

　　在北京，她沉浸在素質(zhì)教育溫床。她考上藝術(shù)團合唱隊，多次為國家領(lǐng)導人和外賓演出，出國到歐洲、新加坡、泰國等地交流訪問；擔任學校電視臺節(jié)目主持，為外研社錄制英語教學片。

　　在保定，一切都跟著考試大棒轉(zhuǎn)，她感覺掉進了“冰窟”。晚自習不允許上廁所，誰上廁所就罰站一星期，最郁悶的是連戴個彩色發(fā)夾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長當眾訓斥，“她天天打電話哭訴。”她的母親說，“我們每兩個星期就請假陪她，做心理疏導。”

　　而去年參加高考的楊光，母親侯女士則選擇了不計成本從外企辭職，陪女兒回老家四川江郵縣備考，“當時環(huán)境很惡劣，老家距離震中北川15公里，房子裂了大縫”。

　　因與北京教育的諸多差異，楊光也是從倒數(shù)一二名往前追，最終考了533分，考取了上海體育大學體育新聞系。盡管和北京同學比差了一大截，但侯女士仍“如釋重負”，“能上大學不錯了，50%的“綠卡”孩子一個人回了老家，最后啥也沒考上。”而北京今年的高考錄取率預計可達79.5%。

　　之所以選擇上海學校，是因為楊光不愿再回京讀書，她寫文章表達對北京的不滿：“這座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欺騙并拋棄了我。”

　　據(jù)北京市教委統(tǒng)計，北京現(xiàn)有“綠卡”人員兩萬多人，包括家屬4萬多人。2009年參加高考子女700多人，16歲到19歲有2723人，其中19歲428人，18歲727人，17歲863人，16歲705人。

　　而2008年，一名一直在京上學的女孩，因參加北京高考報名受阻服毒自殺未遂。媒體報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話：“這個女生平時好好的，但只要涉及戶口，她就情緒低落，不愿意說話。”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稱這些孩子是“被拋棄的群體”。由于現(xiàn)行的“學籍+戶籍”高考政策，這些“移民二代”正成為沒有未來，也沒有歸屬感的“無根浮萍”，他們既不能融入當?shù)爻鞘兄髁鲄⑴c公平競爭，又難以回歸原籍，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趨于邊緣化和被排斥化。

　　“在京高考權(quán)”難落實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、俞學文和周洪宇，北京市人大代表韓志軍等，先后多次在全國人大、北京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，建議允許“綠卡”子女在京高考。

　　自2005年起韓志軍多次“上書”，2009年北京“兩會”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。

　　1999年，北京市人事局出臺“綠卡”制度，凡持有“北京市工作居住證”者，在子女入托、入中小學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。“綠卡”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數(shù)以萬計全國各地人才云集北京，以中關(guān)村為核心的海淀區(qū)，“綠卡”族最集中。

　　2003年6月，北京市人事局正式出臺《關(guān)于實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若干意見》，明確規(guī)定：持《工作居住證》滿3年經(jīng)聘用單位考核推薦，并符合年度人才開發(fā)目錄要求的，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(xù)。

　　但持“綠卡”者焦慮地發(fā)現(xiàn)，“三年之約”并未按規(guī)定兌現(xiàn)，其具體考核標準細則至今也未出臺。“綠卡”制度中的有關(guān)子女受教育“享受市民待遇”這一條，可以參加中考，卻在高考上是“雙重標準。”

　　許多“綠卡”家長的孩子已面臨高考，但北京人事局網(wǎng)站上關(guān)于“綠卡”轉(zhuǎn)落戶的測評系統(tǒng)，6年來一直只顯示“在建設(shè)中”。

　　直到2009年4月，北京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網(wǎng)站突然發(fā)布消息：“綠卡”在30天內(nèi)完成年檢。很多人錯過這一時間，“綠卡”被凍結(jié)。

　　2008年初，教育部出臺的“招生工作規(guī)定”對考生戶籍限制作了適當放寬。上海、天津、深圳和廣西等地，遂允許持有《工作居住證》一定年限人員的子女在當?shù)馗呖�。�?jù)悉，上海協(xié)商解決此問題牽扯了18個單位。

　　2009年，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在“兩會”上提交了《關(guān)于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解決社會矛盾的建議》。

　　俞學文建議進一步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。借鑒上海、天津等地的做法，可按照居民在當?shù)毓ぷ鳌⒕幼『图{稅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學年限等條件來劃定界限。

　　為了爭得孩子在京高考權(quán)，“綠卡”家長們結(jié)成了“綠卡”聯(lián)盟，有一個自己的QQ群，幾百人群策群力。

　　北京義派律師事務(wù)所王振宇律師至今接觸了4撥“綠卡”家長，“看著家長們的情緒從滿懷信心到茫然、失望直至崩潰”。

　　2007年，王振宇是“綠卡”人周靖的代理律師，首開“綠卡”高考法律維權(quán)先河。當年，周靖向北京東城區(qū)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“北京市人事局行政不作為”。

　　最終，法院不予立案，周靖只能放棄在北京的一切，帶孩子返回丈夫老家呼和浩特參加高考。“她老家是海南，海南打擊高考移民，堅決執(zhí)行必須要有學籍又有戶籍，但她的孩子一直在京讀書，不滿足海南學籍要求。”王振宇說，“有的家長被迫無奈只能找當?shù)貙W校關(guān)系偽造學籍，花不少錢。”

　　目前海南、內(nèi)蒙古、河南和新疆等省市、自治區(qū)都明確要求，除戶口外，還要在原籍有3年學籍，才能參加當?shù)馗呖肌?/p>

　　更荒誕的是，有些家長的戶籍并不在家鄉(xiāng)，而在大學畢業(yè)后第一個工作城市的人才市場，“我們孩子回去誰也托付不了”。

　　前有“戶籍、學籍雙認定”的政策，后有正在實行改革的變化莫測的高考考試政策，特別是多省實行課改后，自主命題，考綱各異，使“綠卡”家庭出來的孩子難以適應(yīng)，進退失據(jù)。“這些孩子回原籍考試，肯定沒法考，內(nèi)容全變不說，平時成績10%也丟了(由于課改等原因)。”“綠卡”家長楊先生說，“許多孩子學到初三，就去學托福，GRE，(知道高考要付出代價太大)被迫出國，有的家長把房子都賣了。”“綠卡”人被逼入了死胡同。“綠卡”人先后十余次上訪，找北京市人事局、北京市教委、國家教育部和國務(wù)院信訪局等部門交涉，始終未果。

　　“他們擔心‘綠卡’子女擠占北京人的高考機會”

　　“如果他們擔心我們的孩子擠了本地孩子考本地學校優(yōu)勢，我們不填報北京高校。”一位“綠卡”家長說。

　　家長們的揣測并非空穴來風。

　　2009年6月，家長們等到的北京政府有關(guān)方面的回復部分印證了此猜測——“教育的公平、公正只是相對概念，同時要具備一個大多數(shù)人能接受的統(tǒng)一前提，解決“綠卡”人員子女在京高考問題，必會引起連鎖反應(yīng)，使更多人為參加‘高考’涌入北京，擠占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機會，造成新的不公平，將引發(fā)新的社會矛盾。”

　　“政府不應(yīng)僅為有北京戶籍者服務(wù)，應(yīng)為所有北京納稅人服務(wù)。”在一家企業(yè)擔任老總的劉先生反駁說，“為什么我們納稅比別人高得多，但戶籍福利卻享受不到？”

　　對此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認為，這背后是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之間的“招生指標分配不公”問題。

　　一些人拿“保護邊遠少數(shù)民族省區(qū)考生利益”做“擋箭牌”，然而人們對招生指標不公真正的不滿，并不是針對落后地區(qū)，而是針對北京等大城市，“你在外地讀個大專也許在北京就可上名校”。

　　他認為應(yīng)盡快讓高等教育資源按實際就讀高中人數(shù)在各省市之間公平分配。但他認為，與此相關(guān)的最大的問題是，國家的財政投入和社會福利沒有全民均等化、國民身份化。

　　要解決流動人口資源合理分配問題，王太元建議應(yīng)進行“實報實銷”，“所有的公共投資將利益明晰分配到個人身上，按經(jīng)濟學投入產(chǎn)出分析”，“比如，四川的孩子到北京，國家給的500還是給他，四川說你不在這受教育了，那我們就不給了，北京給這部分。假如北京也不給，那家長再自己補上這500，這也是相對公平的”。

　　在人口日益流動的今天，“戶口糾紛只是冒出來的最容易被看見的小小‘尖頂’，藏在下面的才是關(guān)鍵。”王太元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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